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 “亚当·斯密问题”，即经济活动中利己与利他如何自洽。

在近3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先行者一直试图在经济研究、商业活动中重建伦理之维，对“亚当·斯密问题”的思考也愈发具体而微。

比如，2006年，全球最大食品生产商之一玛氏的董事会主席John Mars问：“对一家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来说，正确的利润水平应该是怎样的?”

再比如，巴菲特、比尔·盖茨提出了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

站在互联网科技潮头的公司在思考如何“不作恶”，其中也包括中国腾讯，腾讯更进一步，提出了“科技向善”。

在原本习惯了“企业的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利润越多越好”的商业世界，这些问题显得与众不同。但当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退潮，如何处理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近年来，环境、社会以及科技伦理问题层出不穷，对上述问题的追索，既是回答当年的亚当·斯密问题，也是今天全球商业与社会价值融合的大势所趋。

深入研究企业进化就会发现，企业要践行社会价值创新，必须迈过四个阶梯。

即用正当的方式获利，到以创新的方式创造消费者价值，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再到对利益相关者产生正外部性，最后企业成为社会进步的阶梯，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和内容，革新商业模式回馈社会。

这是一个从小善到众善的蜕变过程，也是一个从只关心经济、到关心宏大叙事，再到关心社会痛点，最后落在关心“人”的演化进程。

而在中国，完整地走过这四个阶段的企业并不多。

更多的企业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

社会的痛点，正是技术最好的起点。在中国，科技与社会创新的结合，成为回答“亚当·斯密问题”最好的突破口。

观察中国互联网企业，“利己”与“利他”其实已难以清晰分开。

以腾讯为例，初创两三年就开始为贫困地区学校捐电脑，每年大力参与公益捐助;最初的产品QQ，也是为了实现更广泛、高效、便宜的信息交流，伴随用户群体的壮大，五花八门的用户需求不但成为企业技术、商业的痛点，并最终溢出到社会层面。

2007年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2015年支持发起中国最大的民间公益节日“99公益日”，以“社会公益平台”为己任，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

2018年的“930变革”，腾讯提出：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进行科技升级，提出“科技向善”。

但把这些加在一起，腾讯觉得还是少了一块，于是最终将“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确定为公司的核心战略之一，将投入1000亿元，第一个500亿用于在包括基础科学、教育创新、乡村振兴、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社会应急、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展开系统探索，第二个500亿则聚焦在低收入人群增收、帮助医疗救助完善、促进乡村经济增效、资助普惠教育共享等民生领域，助力共同富裕。

刘炽平随后补充：这并非某个部门的事，必须把社会价值融合到所有业务之中，以全公司的力量去投入，组织架构跟着升级，设立一个新的事业部SSV (Sustainable Social Value，也就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

这之后，腾讯用无数个产品与创新，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主题为“关心”的故事，商业和社会价值，就自然融合到了一起。

创造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创造社会价值也一样。

企业做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

沃尔玛曾在北美做过一个调研，它在商业上做得再好，也最多只能获得78%的用户好评，然而在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公益领域时，78%的壁垒被瞬间突破了。

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企业的进化，就是一个主动感知社会痛点，并更多从商业模式上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

所以，马化腾说，“要对社会痛点，始终保持足够的同理心，也就是关心……”

过去一两年腾讯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正是在对社会需求的不断发现和对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中，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吸收阳光雨露，实现新的自我成长的过程。

这也是腾讯所有“关心”故事的起点。

腾讯SSV涉及教育、乡村、碳中和、公益平台数字化、科普……看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仿佛千头万绪，但究其本源，无非“痛”(痛点)、“心”(关心)两字。

针对迅猛的老龄化问题，有了“银发“科技;针对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有了绿色低碳和FEW;针对传统文化复兴，有了数字虚拟现实，北京数字中轴线正是其中项目之一……

人心所向，腾讯便会随“心”所欲。

这些项目中，主角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身边人，有科学家，也有医生、程序员、农民，最多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