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中纪委通报了对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和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的处理结果，两人均被降级。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被降级的副省级高官已有三人，除了张田欣、赵智勇，还有原黑龙江副省级领导付晓光。(7月17日新京报)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中纪委对于张田欣、赵智勇的处理结果，呈现出对违纪高官的新处理思路，“经查，不构成开除、犯罪的，就‘降级’使用，这可以达到更大的震慑效果。”同时，降级后晋升还得一步步来，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笔者认为，“降职”给违纪官员敲响廉政警钟。

　　长期以来，“不少官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要不违法，搞些‘小动作’，比如收点红包礼金，利用职权打个招呼、谋点私利，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如今，对张田欣和赵智勇的处理，为此类官员树立了‘样板’，违纪也会带来严重处罚”。《公务员法》还规定，“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这也就是说，即便两年后，张田欣、赵智勇解除了降级处分，也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众所周知，我国的公务员降职不是一种行政处分。因此，不能单纯地将降职视为组织对公务员的惩戒性行为，体现了能上能下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有公务员犯了错误或违法违纪而导致降职的情况，但这种降职安排不是职务升降意义上的降职，因为这种降职不是由于公务员本人不称职而作出的职务安排。可见，将降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形成一种制度，有利于公务员能上能下，促进公务员适才适用，达到人事相宜的目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贪官污吏的炼成也并非一天两天。其“官念跑偏”也必然经历漫长时间。由小事到大事，由微贪到巨贪，利用手中职权不择手段捞取外快，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恐怕也非一日之功。正如一些落马官员所言，自己走到今时今日与监管缺位不无关联，若能早点给这些思想滑坡者敲警钟，恐怕其也不会“跑偏”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