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呀，肚子不搞饱，怎么去工作，所以我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湖北赤壁市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把产品送到湖北省质监局纤维检验局做检测，检验合格后，咸宁市质监部门却依然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定检，并收取数千元的检测费。为什么要滥收费?咸宁质监局局长张志宏面对采访，甩出了如上那番“生存论”。(8月28日中国广播网)

　　这种吃不饱有可能是真吃不饱，有可能是太贪婪，但不管怎样，既然是滥用就意味着打破规则，越过界限，这对企业来说当然苦不堪言。而且，更要命的是，企业将失去判断的依据和稳定的安全感，它们会时刻心惊胆战，不知权力什么时候又饿起来。在权力滥用时，企业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生存的状态。

　　有人会说，质监局局长的话“话糙理不糙”，有时财政拨款有限，部门人员超标，如果不打点擦边球、不滥收费，还真吃不饱。这在基层，有时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些机构成了权力安置其亲近人员的“福利所”，即便人手已经够用，拨款也十分有限，但是人员还是不断超标，这些机构和单位只能通过罚款创收的方式自给自足。这其实反映了另外一种非制度化的生存——基层单位的人治。

　　无论是哪一种非制度化生存，最终受害的除了具体的企业和单位，还有制度本身，以及整个社会对制度的敬畏与信仰。当遇见事情，人们不再相信制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关。最终，制度沦为纸面的规定，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不稳定中。于是，各种问题和乱象便会层出不穷。

　　要想解决这种权力滥用的非制度化的状态，必须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然后，企业所面对的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才能迎刃而解。否则，即便把一个抛出生存论的局长骂得要死，这些单位的生存困境还在，罚款创收的思维还在，权力滥用的动力还在，企业被权力上下其手的事实还在。这显然不能彻底改变什么。(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