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人们自然会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缅甸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英明领袖”，缅甸人称之为“三大帝”。其中，第一个统一了缅甸的蒲甘国王阿奴律陀位列“三大帝”之首，他在缅甸的历史地位与中国的秦始皇相当。

　　每年建军节，缅甸军队都要在首都内比都的三大帝广场上进行阅兵仪式，三大帝的雕像中，最左边的是第一个统一缅甸的蒲甘国王阿奴律陀。

　　这位“缅始皇”上位的过程，竟也与秦始皇有些相似。尽管没有吕不韦、嫪毐之类的“仲父”、“假父”，但蒲甘的前朝诸王也没少做有违纲常之事。在阿奴律陀很小的时候，其父王的养子发动宫廷政变而夺下王位，父王被赶进寺庙当了和尚。新王进而强娶了阿奴律陀的母亲(也就是新王自己的养母)，立她为皇后，并在人前人后以“弟儿”(Brother-son，既是弟弟也是儿子的意思)来称呼阿奴律陀。这称呼同“仲父”、“假父”的含义相差无几，自然使阿奴律陀感受到莫大的侮辱。长大成人后，阿奴律陀发动了一场叛乱，并与新王进行了一对一的决斗。结果，新王连人带马被阿奴律陀挑进河里，一命呜呼，阿奴律陀则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

　　阿奴律陀在位33年，在此期间，他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将蒲甘从伊洛瓦底江中游河谷地带的一个小城邦国，拓展成为与今日缅甸领土面积相近的庞大帝国，很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同时，他还在政治、军事、农业、宗教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为帝国江山奠定了将近250年的基业。

　　在蒲甘王国的中心地区，阿奴律陀实施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了皇族、贵族、朝廷官员、地方乡绅等逐级下放的官僚体系;对于被其征服的其他族裔臣民，比如，先于缅族而居的骠族和孟族，他采取了怀柔政策，尊重异族传统，加强民族交流;对于边远地区的民族，如掸族和若开族，他采取了民族自治或宗主纳贡的策略，从而使帝国呈现出一派民族团结的和谐景象。

　　阿奴律陀大兴水利，发展农业，使炎热干燥的蒲甘地区成为缅甸中部的粮仓，使百姓丰衣足食，国库丰盈充裕。他在河谷地区建造的江堰、运河、以及一整套的灌溉系统至今仍为当地人们所使用。

　　此外，阿奴律陀指导缅族学者，在孟族文字的基础上，创立了缅族文字，并推广缅文与孟文、骠文、巴利文一同使用，逐步突出缅文的统治地位。他还在王朝控制的范围内，向边疆地区大规模迁徙缅族移民，使缅族文化成为境内的统治文化。缅甸最早的移民——骠族——就是在蒲甘时期被逐渐缅化，而最终消失了的。

　　罢黜百家，独尊小乘佛教

　　这时的蒲甘，兵强马壮，仓廪殷实，真可谓盛世空前。但阿奴律陀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知道，维系帝国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这些“硬实力”，他需要找到一种可以武装臣民头脑的“软实力”。而软实力的根本、文化的根基，则是宗教，是信仰，是价值观，如果帝国子民的信仰混乱空虚，价值观落伍，那再怎么穷兵黩武，也无济于事。

　　而蒲甘当时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派，正邪不一、鱼龙混杂。其中有早年从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教，也有改革后的印度教，有从南诏传来的大乘佛教(汉传和藏传都有)，也有当地土著的鬼神崇拜。阿奴律陀对这些教派都不满意，尤其是作为藏传佛教一支的阿利教(传自南诏的阿利教在云南大理地区有流传，至今不绝)，最让他大光其火。

　　缅甸后几个朝代的“皇家编年史”中，将阿利教视为邪教。书中记录道：阿努律陀初登王位时，蒲甘某个村子里有30多名阿利教僧侣，6000多名教徒，他们个个舞枪弄棒，酷爱骑术，纵酒食肉，口念咒语。阿利教徒藏文于小树内，等到小树长大之后，聚众取之，哄骗大众说，那是“神谕”。此外，阿利教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村中但凡有处女出嫁，都必须先送到寺庙，与阿利僧人度过初夜，请阿利僧人破其处子之身。

　　我在蒲甘郊区的佛寺中找到了阿利教徒男女赤裸相拥的壁画，可笑的是，门口小贩兜售的壁画拓片，却给男神女神们穿上了衣裙。可见，蒲甘之后统治缅甸的小乘佛教对阿利教仍然抱有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