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柱认为，成都高新区的负面清单特点在于，一是只针对主导产业，二是政府行为更加规范透明高效，第三是从以前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后监管。

　　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改革经验，成都市在副省级城市中率先推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推动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7月17日，成都发布在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成都高新区、龙泉驿区(经开区)等3个试点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公布了各自的第一份“负面清单”，共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等四大领域。

　　成都市发改委负责人表示，“负面清单”的推行，将改革市场准入的管理制度，明晰内外资在成都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探索破解投资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进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负面清单”的引导，将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市域产业转型升级。

　　三区试点、全市推广

　　此次改革采用试点推进，成都市首先在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成都高新区、龙泉驿区(经开区)3个试点区进行探索。试点区结合自身的实际分别制定出了各自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内资投入准入负面清单”。

　　“成都充分发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率先开启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市是继上海自贸区后，在全国首个正式开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级城市。

　　参与起草成都高新区负面清单的成都高新区经贸局发展改革处处长黄柱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成都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比较有几点不同。上海是为了扩大开放，我们是聚焦主导产业;上海只针对外资，我们有内外资;上海只有负面清单，我们是‘三单管理’。”

　　早在6月5日，四川省省长魏宏就率团赴上海自贸区考察，与上海市长杨雄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贸易、金融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特别是对四川省和成都市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推广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黄柱还向本报记者介绍，在成都推出之前，全国范围内只有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出台了类似的行政审批的负面清单，这一做法也给成都以启示，在参考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负面清单。

　　黄柱介绍说，成都的负面清单改革由成都市发改委牵头，在全市统一安排下，三个试点区域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计清单。因为各个区域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都不同，因此，三个试点区编制清单的做法和思路并不一样。

　　成都高新区的“负面清单”主要针对其“4+1”主导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0.67%]制造、节能环保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7+2”产业重点领域(即下一代信息网络、电子核心基础、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航空装备，先进环保产业和金融、商务服务业)和相关配套产业进行梳理，突出高新区区域特色，编制了69条“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19条“内资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为引导产业提档升级，就对传统制造业中的低速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有色金属冶炼等项目亮起了“红灯”，电力行业中的单机容量5万千瓦以下常规小火电机组项目也被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高尔夫球场项目和赛马场项目则被列入严格限制类条目。

　　龙泉驿区(经开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涉及16个行业、44个领域、157项;内资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涉及14个行业、28个领域、263项。其中，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均制定了特别管理措施以促进产业发展。

　　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增长

　　成都市“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推行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监管清单“三单”管理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准入清晰、公平透明、监管有力的运行新机制。

　　通过推行“负面清单”，明确告诉投资者在成都什么事情不可以办，明晰内外资在成都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通过推行“准许清单”，明确告诉投资者在进入成都后能做什么、怎么做，打造高效公平廉洁的服务型政府;通过推行“监管清单”，明确告诉投资者政府将如何进行监管，弥补“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的监管空白，规范监管行为，优化投资环境;用“三单”管理的模式建立一个完整的“负面清单”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