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田仆资产合伙人董鸿英，清华大学博士后，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下海创业。在转入投资界之前，董博士是我国媒体融合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领域的新锐青年学者。当高智商、高情商美女进入一个领域，直接说明的问题，就是该领域本身的投资价值。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董鸿英刚刚通过了她的博士后出站专家评审会，成绩是优秀。

　　Q：社会上能见到博士后的机会很少，你为什么会选择创业?

　　A：博士后出站的去向一般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这些地方，高学历的集中度很高。如果从我的视角看过去，周围全是博士，但在社会中人们的视野里，极少有博士后出没。在两个月前，我原本的去向也将是博士云集之处。

　　但我的合伙人宋炜的一个电话，启动了我变换轨道的过程。那天我正在课题会上，他电话中说他从金地集团稳盛投资的任上辞了，准备自己干番事业，直觉告诉他，互联网和媒体相关问题需要我一起讨论。后来的桥段就成为他和另一位合伙人Kevin任重干脆邀请我加入。当然，过程中有很大的转折，起初我当即拒绝了，我早已作好走学术路的打算。可两位不舍不弃，我们之间也往来了很多关于商业和媒体策略的信件。我与宋炜和Kevin分别是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友，创业中发现相互间志同道合。在我对金融投资的本质想通的那一刻，很快做出了加入的决定。

　　轨道变换，于我是偶然，也是种必然。我并不是一个从未离开学校的纯粹学院派，曾经在企业和媒体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在一些方面业界的思考和探索并不亚于学界。尤其在“变化成为常态”的网络时代，应用性学科中学术研究所熟悉的节奏和场景已难以为继，实践倒逼理论的情况相当普遍。要把论文写在社会上，而不只是学术刊物里，一直以来是我的愿想。

　　我在传媒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非常关注技术、资本的层面。宋炜在九鼎时期，即与我及周围的朋友们大量地分享PE/VC股权投资的专业知识。随着经验和认知的积累，我们越来越注重以融合的观念去看待世界的变化。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共建一个资源流动更合理的社会互动机制，希望它能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有勇气接受换轨道的成本，以及进入新领域的挑战。

　　Q：您之前的研究领域是媒介经济学、媒介技术、媒介融合，现在转入投资界，之前的学术积累与现在的田仆有什么联系?

　　A：不仅有联系，而且就是一回事。发生在传播领域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历史化，与当前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所兴起的变革是同一技术和社会背景的。过去的专业主义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反映在传媒和数字化内容产品生产领域，是UGC用户生成内容;反映在一般工业品与服务领域，是消费者参与和承担价值链环节;反映在金融领域，是资本碎片化及小额投融资聚合的可能。我不认为我在媒体研究领域所要致力于的事，与现在所要从事的有什么实质的不同。

　　传播和金融的民主化是互联网逻辑实质性扩散的必然要求，都是网络对于社会的再结构化过程。民主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在市场和商业领域，是一种实际发生的普惠过程。田仆资产通过对时代和市场的观察，以更灵活高效的方式去对接资本和资产，将更多优质企业股权的价值进一步盘活，令其股权的阶段性价值拆分得更加细致。这种匹配和连接过程，在我看来，就是媒体，就是传播，就是信息带来的价值。目前田仆主要针对B级投资人，但我们已经将网络技术、数据分析以及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应用到对他们的实际业务中。

　　Q：跨界需要很大的角色转换，与之前高校的环境相比，感觉投资界如何，是不是喧嚣了许多?

　　A：对我来说，角色转换的核心是目标的转换，因为在价值观和工作节奏上，相较我之前，并没有根本的转变。在哪一个领域，竞争都是天则，我只是换了场地、队友和赛友。投资界不是更喧嚣，而是变化、发展和竞争更加直接和鲜活，对我们快速学习、快速判断、快速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时代，学界所熟悉的以周、以月或以学期为基本单位的节奏，在相对完全的市场上，是不存在的。摩尔定律等“IT四律”为我们大致描绘了互联网指数级的加速进化规律。当互联网这个变量被引入到市场中以来，它就带来了一股加速度。业界不仅“唯快不破”，而且还会越来越快。

　　田仆对市场的响应速度，从决策到完成已经以天为单位。目前，田仆资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公司，虽然它创立至今只有两个月，对于传统企业来说，还是一个婴儿，但它已经构建了一套能够运转的资本生态，以更好地形成资产采购的节奏、风险控制和资本退出的机制。

　　要融入这个时代，我们首先就要理解它，成为它。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跨界”这个词。概念是帮助人描述事物的，但同时也是限制人们去描摹事物的。用最优和最合理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价值，事物本身即是逻辑。

　　在悉尼作为中国代表参加DH2015世界数字人文年会时的董博士

　　来源：TopCapital《投资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