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各地重新找定位 因地施策央地联动谋转型】在解读今年二季度地方状况和三季度行业与板块分化的情况可以观察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地区之间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因地施策正成为中央新一轮联动调整的主要抓手。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后，地方也将陆续公布三季报。

　　在解读今年二季度地方状况和三季度行业与板块分化的情况可以观察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地区之间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因地施策正成为中央新一轮联动调整的主要抓手。

　　两次座谈会

　　分析三季度数据的地方图景，最典型的观察角度，或许还要从三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前的两次会议说起。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天津市长黄兴国、上海市长杨雄、江苏省长李学勇、浙江省长李强、安徽省长李锦斌、湖北省长王国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云南省长陈豪汇报了本地形势、全年走势判断和建议。这也是今年内，李克强总理第二次召开部分省长座谈会。

　　此前的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座谈会上，8位省长(主席)汇报了上半年本省(区)经济走势，提出了下一步建议。他们是河北省长张庆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辽宁省长陈求发、江苏省长李学勇、河南省长谢伏瞻、广东省长朱小丹、四川省长魏宏和陕西省长娄勤俭。

　　两次座谈会的都是请8个省份的政府负责人参与。这其中，江苏省长李学勇参加了两次座谈会，也就是说，两次座谈会总共涉及到15个省份。这些省份中，有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天津、辽宁、河北6个东部省份，河南、安徽和湖北3个中部省份，四川、内蒙古、陕西、云南、广西5个西部省份。

　　那么这两次座谈会的背后，代表了区域发展哪些新的趋势呢？

　　在部分经济学者看来，这些省份代表了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通过座谈会，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下一步出台有针对性的举措做准备。

　　在10月1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旧动能的弱化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但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地区经济走势呈现分化。他表示做好下一步工作，关键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激发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区域分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西高东低”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不过这两年来，这一格局渐渐发生了变化，中西部尽管总体仍高于东部，但中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分化十分明显。而东部发达省份在经过多年的转型升级努力之后，逐渐找到了发展的新动力。

　　这其中，辽宁、内蒙古、陕西这些能源重化省份，在能源价格下行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也随之走低。尤其是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需求不足影响更为明显，加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一些内在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更大。

　　数据显示，2014年GDP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的东北三省，今年依然未有明显起色。今年上半年，辽宁GDP增长2.6%，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像东北、内蒙古、陕西等地都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国企占主导地位。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中对能源需求很大，这些地方发展也比较快。但这两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能源需求减少，这些地方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

　　至于河北，既有能源重化省份的特征外，去年以来为了治理雾霾和环境污染，主动缩减了部分重工业产能，经济增速也受到一定影响。不过，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河北是其中的核心和重点，未来河北要承接北京和天津的部分产能，在京津的城市功能得到优化的同时，河北的产业结构也能得到转型和升级。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则是另外一种类型，这些省份作为传统的外贸出口大省，出口形势仍不太乐观。不过这些省份的体制机制比较灵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产业结构也比较丰富，再加上转型升级比较早，因此这些地方也逐渐展现了新的活力。

　　比如，今年上半年，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增速分列全国第10和11位，广东位列第20，纷纷跻身中上游。

　　以浙江为例，“浙江这几年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做得比较好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几年浙江主打智慧经济、智慧产业，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来推动“浙江智造”的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成绩比较突出。

　　在7月9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当前地方经济发展走势分化，越是改革步子大、结构调整起步早，越能赢得主动和先机。要时刻绷紧发展这根弦，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鼓励地方对接国家战略、发挥各自优势，竞相迸发活力。要多出深化改革开放的“硬招”。敢为人先，创新体制机制，打通政策阻点，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丁长发说，在沿海省份中，上海和天津的市长与会，则有加快自贸区建设发展的考量。目前自贸区的改革创新与预期中的仍有一定的差距，加快自贸区发展也是推进改革创新的需要。

　　在中西部，包括安徽、湖北、河南、四川几个省份的发展也颇具代表性。近年来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如电子信息产业等比较多，相比沿海，这些省份的外贸出口逆势增长，如何加快发展成为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指出，这些地方更加接近高校资源，科研力量焕发出来的潜力不比沿海差，但劳动力成本比沿海低不少。因此这些地方是中国产业阶梯式发展、产业转移过程中新一轮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在外贸出口空间饱和和消费增长较慢的情况下，扩大投资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说，目前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民生产品仍存在严重短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仍严重滞后，而这也恰恰是目前扩大投资的最主要方向。

　　在10月1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要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并进。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加快推进水利、中西部铁路、棚改、城市地下管廊等重大项目建设，促进产城融合，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升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此外，广西和云南与东盟比较接壤，无论是加强与东盟的合作，还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广西和云南都是重要的桥头堡。

　　彭澎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过去很多年，各个区域发展的态势比较清晰，比如东部和中西部、东北各自“阵营比较清晰”。但现在不论是中西部之间、沿海省份之间都出现了分化，所以目前总体区域格局比较复杂。“现在整体上都是在转型过程中，有的省份走得比较找、比较到位，就比较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中央与地方因地施策搞联动

　　在1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着重指出，做好下一步工作，关键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激发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给地方以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资金统筹权和改革先行先试权，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获得更多支持。

　　对此，丁长发分析，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所有的政策最后最终都需要靠地方政府去推行。但由于种种因素，地方政府推行得并不理想，比如地方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际推行效果常出现‘最后一公里’的感觉，很多稳增长的政策推进进度都不是很理想。”

　　“中央政府很多简政放权以及民生方面举措，地方政府做得还不是很够。很多措施从中央政策发布到地方政府落实，都要很长的时间，最后落实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如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十分重要。”丁长发说。

　　李克强指出，形势越复杂多变，越要主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打好政策提前量。无论是稳当前还是谋长远，都要强化各地区各部门推动发展的责任，对懒政怠政和不作为的干部要严肃追责，坚决兑现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的承诺，在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基础上，为明年发展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各地之间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分化，各地的优势和短板也各不相同，因此如何避免全国“一刀切”，如何针对各地自身情况实施精准施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十分关键。在这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十分重要。

　　李克强说，要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增强活力，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有市场有效益企业的支持，营造良好的融资和营商环境。用合理的“容错机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创业创新者的活力不断涌现。

　　彭澎分析，原来的区域经济比较容易“标签化”，是什么类型就什么类型。但现在到了新阶段，就必须适应新常态，找到自身问题的“穴位”和“命门”。精准施策、有的放矢，也是要求地方政府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地方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和探索，改变自身发展的短板。哪怕你是能源重化省份，也不一定就会一直低迷不振。因此不论是内陆省份还是资源省份，都可以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塑造新的优势。”彭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