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压力再大市场化改革也不能动摇】在不仅“三期叠加”所代表的多种矛盾在集中显现，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也将面临战略上的艰难平衡的时候，决策部门理该吸取此前在实体经济及股市动荡中经验教训，调整思路，咬定青山，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尽全力避免政策措施阻碍市场的自我出清。差别化改革政策兼顾了各地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布局优化，有利于积累独具特色的创新典型性和有着重要推广价值的地方改革实践，为我国全局性深化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在不仅“三期叠加”所代表的多种矛盾在集中显现，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也将面临战略上的艰难平衡的时候，决策部门理该吸取此前在实体经济及股市动荡中经验教训，调整思路，咬定青山，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尽全力避免政策措施阻碍市场的自我出清。差别化改革政策兼顾了各地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布局优化，有利于积累独具特色的创新典型性和有着重要推广价值的地方改革实践，为我国全局性深化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说实话，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同比增长6.9%的数据，一点都不出乎意料。毕竟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有两匹马出了问题——投资和出口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每况愈下。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的宏观政策会如何加码？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各界对此有多种猜测。一般估计，将于下周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会进一步明确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稳增长将是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的大方向。

　　对于决策部门来说，当前的经济下行、转型压力，结构调整的难度，都需要有足够的估计。不仅“三期叠加”所代表的多种矛盾将在未来五年会集中显现，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也将面临战略上的艰难平衡。而从经济前景和国家负债情况看，中国经济还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如果从“过紧日子”的角度看，对经济调整期估计得更充分。从趋势来看，9月外汇储备再降432.6亿美元至3.51万亿美元，这要求相关部门该对今后可能的变化提前准备好预案了。

　　据笔者的观察看来，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必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努力的方向。对此，有这么几点需要格外关注：

　　第一，重视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变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呈现梯度格局，未来，需要在战略格局上平衡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这种调整不止于过去扶贫式的西部大开发，而是通过西部地区的系统发展与开放，构建起我国新的增长基础。“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多种经济与社会发展，都会在区域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中找到着力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透露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的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地方千差万别，差别化改革政策兼顾了各地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布局优化，有利于积累独具特色的创新典型性和有着重要推广价值的地方改革实践，为我国全局性的深化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以双宽松对抗通缩。此前CPI上行、PPI下跌引发部分市场人士担忧——两者的“分道扬镳”可能导致滞胀，即工业生产不景气(由PPI反映)但消费资料价格上涨(由CPI反映).9月CPI超预期回落打消了这一顾虑，但令市场又开始担心通货紧缩。市场普遍预期，随着物价上行因素消退，通缩正重新成为主要风险，这也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仍有加码空间，四季度再度降息降准仍可期。

　　令人疑惑的是，为应对本轮经济周期下行，从去年11月货币政策就进入宽松周期。不过，此轮经济下行压力之大、影响之广泛出乎政策部门意料，宽松货币政策作用表现仍不明显。以9月的数据为例，信贷、社会融资都出现回升，显示投资政策及货币宽松政策在起作用。但从CPI、PMI等数据来看，经济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此看来，政策调整直接影响的数据与经济内在表现的结构数据的这种差异，甚至可能延续到明年。

　　日前，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当前的投资项目结构。1月至9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18个，总投资18131亿。其中，交通基础设施项目84个，总投资9906亿，超过所有项目投资的一半。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增长，这在当前是不得不选的政策路径。虽然交通基础类投资也在创造有价值的资产，而且公共服务类、基础类投资该由政府主投，但从投资效率来看，如此大量的经济资源直接投入长回报周期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其他投资可能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占用了过多财政资源。多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提调整投资结构，减小“铁公基”投资比重，但在保增长的现实压力下，政府投资还是继续偏向“铁公基”。

　　不可否认，我国经济中的行政力量依然重要，不过，外部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增大，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也在变化，因此，不管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应有实质性转变。货币政策要对经济稳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就不能再局限于不断释放流动性，当务之急是改变金融资源错配的格局。从总量上说，当下我国流动性环境非常宽松，央行近期频频出手，采用公开市场操作与存准率调整等多种手段继续释放流动性。但市场的普遍反应是宽松程度还不够。这很让人困惑不解，为什么注入了那么多的“水”，实体经济还是这么“渴”？有分析认为，造成我国货币流动速率过低、流动性利用效率不足的症结，是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的信贷资源错配。在“预算软约束”现象下，地方政府出于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等政策目标为国有企业借贷提供隐性担保，使国有企业能以更低的资金成本获得更大规模的外部融资，对信贷市场利率变动与产品市场的需求变动变得不敏感，产生了对融资规模的“依赖性”和对资本结构与生产结构调整的“惰性”。更危险的是，这催生出一大批“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对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均会造成严重损害，降低信贷资源使用效率，阻碍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阻力。由此可见，把沉淀的资金翻出来、用起来、转起来，提高流动性的利用效率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财政的宏观控制能力也是应该大力加强的内容。

　　第三，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保增长压力随之大增的情形下，很容易走向政府干预、政府投资、政府扩张信用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经济学家吴敬琏 10月10日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发展方式转型已整整20年，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推进改革也需要制度化。

　　面对经济持续增大的下行压力，决策部门理该吸取此前在实体经济及股市动荡中经验教训，调整思路，越是在经济转型时，越该咬定青山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尽全力避免政策措施阻碍市场的自我出清。

　　(作者系资深宏观经济评论员)